振兴配资原创张景文：第一位到南梁苏区的女知识分子，《白鹿原》中白灵的原型_革命_父亲_穷人

张景文：白鹿原的女儿，革命年代会唱歌的百灵振兴配资，红色情爱激烈壮怀

百灵，很多人都熟知的一种名贵鸟类，在西北地区很常见。它可以若无其事、一动不动地学习许多鸟类和小动物们的声音，叫声响亮且能够维持很长时间，声色委婉动听，在高空中可以直抵云霄，甚至把它关在笼子里它也能歌善舞，被称为“鸟中歌手”。

张景文，《白鹿原》里白嘉轩女儿的原型，红色爱情壮怀激烈，让白鹿原有了革命火种，如同西北高原上一只会唱歌的百灵。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发生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史称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时的西北黄土高原，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一个富农的家庭里，一个女孩出生了。

据说，这个女孩出生时哭声十分响亮，像是百灵鸟儿的歌声，穿透了黄土高原沉闷的天空；她的眼睛里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与白鹿原上大多数人的目光格格不入，又像是对想拥有那种傲气的人们的一种天然吸引。这个女孩正是在这哭声、这傲气里开启了自己轰轰烈烈而极富激情的短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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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白鹿原》里，作家陈忠实给这个女孩取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白灵。她父亲就是那个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教育并身体力行的传统而本分的农民，白鹿原白氏家族掌门人、白鹿宗族族长，为人正直仁义、开明大义的白嘉轩。

在小说中，她，幼时顽劣异常，却极聪慧，性子又刚烈，为进城求学，不惜刀横在脖子上，逼父亲让步。

在小说中，她，长大后成为白鹿原上心地最纯良的革命者，在大革命时组织学生搬运死尸，砸穿院墙逃婚，一封信闹得未婚夫家鸡犬不宁；在国共反目后，反动政府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砖头砸断陶部长的鼻梁，被人称为“关中冷娃”。

在小说中，她，一心一意追随革命，却死于自己人的“肃反”中，临死时，她大骂残害革命青年的毕政委是“一个纯粹的混蛋，一个穷凶极恶的无赖，一个狗屁不通的混蛋”。

在现实生活中，她经蓝田县志主编卞寿堂先生的考证，原型就是革命烈士张景文。

张景文乳名张秀云，是白鹿原东南部的蓝田县安村乡宋家嘴村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张家在白鹿原上有良田百亩，张景文的父亲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派地主。与小说中情节不同的是，张景文是被父亲主动送到陕西教会学校读书的。

让我们的故事从现实生活开始。先呈出张景文的简历：

女，名亦作静雯，曾用名秀云，陕西蓝田人。早年就读于陕西省教会学校、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领导女师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并烧毁了反动分子的住宅。

1933年底，张与丈夫徐国连奔赴陕甘苏区。1934年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国民党对陕甘边区发动“围剿”，同年3月，张的爱人徐国连在作战中牺牲。同年秋冬，陕北发生错误肃反，张被诬陷为“奸细”，受迫害致死。

人生一开始，家庭的出身便造就了张景文敢说敢干的直率刚烈性格。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全家人都宠着她，一切都尽力满足着她。不过，在她的性格里，分明还站着“公平”二字，幼小的她认为，天底下的人都应该是一样的，穷人应该和富人过一样的日子，至少不应该挨饿。于是，最初是她把家里的白馍带出去给那些吃不上饭的穷人的孩子们吃，在过节过年的时候，她还会让厨房多蒸些白馍、包子，分给穷人吃。家人尤其是父亲比较开明，从来不制止她的这些行为，久而久之，她便认为只要是自己想做的，就没人能管得了，也便越来越有由着性子的那种“大胆”了。

8岁时，父亲将张景文送进本村私塾读书，有次放学回家，她看到一个商贩在欺哄一个不识数的农妇，二话没说，踢翻了商贩的桌子，折了商贩的秤杆，砸了商贩的摊子。人们前来围观，觉得她一个小姑娘，能有如此“壮举”，不由啧啧赞叹。后来，这事儿被传开，人们都由衷地说：“张家的那个女娃将来定是个做大事的人。”

张景文在人们的这种赞美声里成长，白馍照送，对穷人的同情依旧，像砸无良商贩的摊子一样，该打的打、该骂的骂，更加天不怕地不怕了起来。1928年，17岁的她考入陕西省（西安市）女子师范学校，开始阅读一些进步刊物和接触一些进步人士，时间一长，当年那份仅仅是对穷人的同情心，渐渐变成信仰，并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两年后，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半年后转为中共党员，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直率果敢的女子聪明伶俐，为革命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1931年，张景文被上级派到蓝田视察地方党组织工作。蓝田是她的家乡，人亲地熟，她走街串巷，帮乡亲们洗衣服、打扫卫生，用这种淳朴的方式接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她趁机向乡亲们谈自己的人生观点、人生理想，宣传革命道理，号召民众觉醒。在她的影响下，一些和她一样的女孩们开始丢弃裹小脚，变得快乐向上了起来。甚至，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堂弟张少堂、侄子张吉民也走上了革命道路。至此，她这个在《白鹿原》里被称作白灵的女孩，在人们的心中变成了一只真正的百灵，走到哪里振兴配资，笑声就会出现在哪里，像是总在唱着一首首好听的歌儿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文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揭发卖国投降政策，还捣毁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焚烧了反动头目的住宅。1932年4月，国民党极右分子戴季陶来西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4月25日，女师和西安高中、省立一中等校学生共5000余人，被安排至西安民乐园剧场听戴季陶报告。

坐在台上，戴季陶一本正经地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地只讲近于传说儒、释、道，却只字不讲抗日，台下被激怒了，开始偷偷传纸条。纸条上写着：“反对不抵抗主义，让戴季陶滚蛋！”学生们一个个传阅，心中的怒火被点燃，很多人都握紧了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瓦片。

忽然，台下的张景文站了起来，举起臂膀一声高呼：“打倒反动派，戴季陶滚蛋！”接着，台下的石头、瓦片一齐飞向台上，戴季陶被吓得险些从椅子上摔落下去，讲稿被砸得像鹅毛一样轻飘飘地飞了起来。张景文率先冲上台，学生们也都跟着冲了上来，戴季陶的桌子被掀翻，在警察的保护下慌恐地从后门逃走。学生们响亮的革命口号声充盈了会场，随后愤怒地冲开军警，焚烧了戴季陶还没来及的汽车。

戴季陶时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被“愤怒的百灵”这么一惊吓，让陕西反动当局非常震动，于次日派出军警包围女师，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通共罪”逮捕了张景文和其他一些学生。消息传到家乡，张景文的父亲和在当地为官的哥哥开始四处活动，他们在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营救和帮助下，终使张景文在半年后获释。

因为在狱中面对国民党的百般诱惑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张景文回校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校长亲自迎接，女师还就此召开了专门的欢迎会，请张景文作报告介绍狱中与敌人斗争的一些情况。张景文的报告使很多学生认清了国民党的嘴脸，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来，进而使张景文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张景文的名字也传遍了西安的大街小巷，人们都记住了她这个第一个打戴季陶的女学生。因此，毕业后张景文被女子师范特聘为教师，留在了学校。

在这个过程中，张景文认识了自己的“心上人”——徐国琏。

徐国琏，幼名淼水，1910年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狄寨街（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乡狄寨街），小时家贫，求学较迟。1927年由西安东关景龙小学毕业后即回家乡五坊村和迷村等初小教书。1930年，刚满20岁的他，在中共地下党员屈养正等同志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了长安、蓝田共青团特委书记。

在西安爱国学生运动中，徐国琏也参加了烧毁戴季陶汽车的事件。之后，他回狄寨农村躲避，但很快就被特务逮捕押进陕西省监狱，经多次严刑拷打，折磨长达半年之久，后逢杨虎城将军释放政治犯，才被开脱出狱。

相同的革命信仰让一对年轻人的心走到了一起。1932年上半年，经组织批准，徐国琏同张景文女士结为革命伴侣。那一年，徐国琏22岁，张景文21岁，都是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但他们却没有多少时间享受爱情的蜜月，婚后的日子聚少离多。1932年年底，因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派张景文回蓝田县麋鹿小学任教，以教师的身份与徐国琏等同志宣传党的事业，发展壮大革命队伍。

麋鹿小学在今天一些史料里也被称为“白鹿原小学”，系1932年，徐国琏与中共党员赵希仲联络长安、蓝田两县和白鹿原上的一些教师、名流于益轩等30人，倡发“募捐公启”，筹措经费，在长安、蓝田交界的糜鹿村创办的一所私立小学，开设语文、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等新课，倡导新式教学方法，传授进步思想。在白鹿原播下了红色的种子，孕育了革命的幼苗。在革命的年代，麋鹿小学一度成为蓝田一些我党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的一个据点。

回到家乡，张景文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革命工作而是自己的家人，年迈的奶奶大约是估摸出了自己这个在外面“打男人”的孙女是干什么的，抱住她的腿不让她出门，父亲也前来做她的工作。今天，人们已经不知道张景文怎样做通了家人的工作，只知道张家一大家人后来都成为了她的庇护。

在张景文的影响下，张家的女人们全都剪了象征革新的短发，还放开了足，甚至父亲和哥哥都开始为她的地下活动做一些工作。据张景文的侄女张菊惠后来回忆：“老家的阁楼里有一个箱子，父亲曾经警告，里面放的全是姑姑的东西，绝对不许乱动。”又因为张家在当地势力较大，外地来的地下交通员来找张景文时，也很少受到反动保安机关的怀疑。

此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在白鹿原呈现出可以燎原之势。

徐国琏还有一个身份，即是西安骡马市街路西门牌89号德泰昌毡房的“老板”，以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一方面购买医药器材、日用品和枪支支持红军；另一方面护送往返苏区到西安的干部、家属和进步青年。虽与张景文聚少离多，但他们的爱情却有了结晶，1933年他们的儿子徐文岳出生。此时，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一路北上，横扫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第二次开辟了南梁根据地。

当年10月，遵从组织的安排，张景文和丈夫徐国琏历经艰险，一路跋涉，走向沟壑纵横、条件极其艰苦的陕甘边区——南梁。

10月，黄土地上天高云淡，百灵一样的张景文和家乡和亲人艰难告别，没有人听到她的歌唱，她的儿子还不会叫妈妈，她流着泪飞翔，前方就是可以让她热血沸腾的南梁，而她却把一个个的脚印深深踏在了她离开的那一条条黄土道上，成为第一位到南梁苏区的女知识分子。

没有人知道张景文流过了多少泪水，只知道她和丈夫徐国琏最终到达南梁，并被刘志丹等人视为珍宝。革命怀抱让张景文和丈夫徐国琏兴奋不已：白天，他们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晚上，他们刷写宣传标语，编写顺口溜、填写小曲，以充实宣传材料。他们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曾经在他们身后哭着的儿子的声音，就这样被他们的革命热情一天天地冲淡了，变远了。

徐国琏写得一手好字，引得战士常常来请教学习；张景文更是厉害，她双手并用，同时挥毫，往往两天的任务她一个晚上就完成了，同志们赞誉她为“军中才女”“女中状元”。又因为张景文办事干脆利落周全，同志们也很愿意把很多事都交给她去做，而她也便很快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张放心。

现在，很多的史料都将张景文称为新潮的女革命者，但那个年月的新潮也许就是和同志们没有任何区别地穿起军装，走到哪里都脱鞋上炕，大多数时候都是光着脚坐在炕上，引来一群大姑娘、小媳妇，甚至是老太太，生动活泼地向她们讲解革命的道理，并让她们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在南梁，张景文把革命的故事自编自唱成信天游，有 “长枪短枪马拐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娃娃骑”；有“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等等。百灵的歌声就这样飘满南梁黄土原的角角落落，丰富和充盈着红色故事和岁月，让艰苦的革命生活美丽并且动人了起来。

1934年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张景文被推选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同年，边区政府在南梁落园堡转嘴子办起了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张景文出任校长。学校只有两栋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一孔窑洞和60多学生，其中包括红二十六军团的12名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是些孤儿。

白天，张景文教这些孩子读书识字，是他们的老师；晚上，张景文给这些孩子洗刷缝补，甚至捉虱子，是他们的妈妈。而此时，她自己的孩子却仍被留在多少有些遥远的家乡，困了累了，她常会这样想一想：我的孩子现在也会叫妈妈了……百灵，让南梁的黄土地上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那是她革命的收获，更是她在黄土地上的希望！

1935年春，南梁革命根据地受到重创。宁夏三十五师马鸿宾，陕北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井岳秀，关中六十一师杨步飞奋力进剿，南梁的上空布满敌人的阴霾，形势危急。徐国琏接到任务去西安为红军“买牛”（买枪支弹药的暗号），4月返回陕甘边根据地时，在彬县小石崖不幸被捕。

敌人严刑逼供，软硬兼施，终因未能徐国琏口中得到任何机密，恼羞成怒，狠下毒手，以“土匪罪名”将徐国琏残酷杀害，并张贴告示，在彬县城门上“悬首示众”。其时，徐国琏年仅25岁，就义前，敌人将他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样子，无法站立，由四个人拖着走。刑场上，他奋力挣脱押解人员的手臂，用尽毕生的精力高喊革命口号，视死如归。

消息传到南梁，张景文化悲痛为力量，4月底，随南梁政府转移至洛河川，列宁小学被迫停课。张景文对同学们说：“大家把恨记在心里，把课本藏起来，扛起红缨枪，和乡亲们一起同敌人斗争！”同学们在感动的泪水里，永远地记住了她这位坚强勇敢的老师妈妈，而她也和同学们一样，把仇恨埋在心里，仍然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但同年11月，她却在洛河川惨遭活埋，年仅24岁。

一只百灵就这样在自己人的手里、在错误的肃反里完成了生命最后的绝唱。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她在生命的最后是怎样的状态，只知道她自离开白鹿原来到南梁后，家人就一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她牺牲后几年，家人才经过多方打听，得到了她的死讯，却不知道被埋在了什么地方。当年，抱过她的腿、不让她出门的奶奶，在她走后一直坐在白鹿原上，等着她的归来，把眼睛都哭瞎了。听到她的死讯，奶奶油尽灯枯，没几天便走了。

解放后，蓝田县召开追悼大会，为张景文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烈属的光荣牌刚挂上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张家的地全部被划走。对此，张家人的态度积极明朗，认为女儿张景文当初干革命就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新中国，“这些土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就不要在乎了”。其后，和张景文一样参加革命的侄子也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这些，已和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没有多少关系了。为了姑姑，张景文的侄女张菊惠后来去了南梁，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张菊惠说：“姑姑走后，张家有出息的亲人都相继死去了，到我这一辈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新中国成立后，张菊惠嫁到了西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她说：“我是坐车去的，都感觉那么累，也不知道姑姑当时是怎么走去的……”又说，她到南梁的那一天，天气非常好，她抬头看天，仿佛看到了姑姑，听到了姑姑的笑声、歌声。

2000年，旧址为张景文曾经工作过的“列宁小学”改建，教学楼以张景文烈士的名字命名为“景文楼”，学校院内正中树起了张景文的铜像。今天，在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张景文和徐国琏两位烈士，是镌刻在其中的唯一一对革命英烈夫妇。英雄不死，激烈壮怀，以名字的形式被后世铭刻。和众多的英雄在一起，他们像百灵一样的歌声永远不息，直抵云霄，激励后人砥砺前行。

更加令人令人欣慰的是，张景文和徐国琏的儿子徐文岳这个在妈妈离开时，还不会叫妈妈的孩子，一直活到了现在——据报道，徐文岳如今还健在。算起来，徐文岳已经年近九十了，报道说，虽然一提到爸爸妈妈，这位一直生活在狄察镇的老人就会非常激动，总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但在他的心中，爸爸妈妈就像一对美丽的百灵一直歌唱在他的生命里，也是红军革命沧海桑田的伟大倾诉。

“自己耕种自己田，多出力气也心甘。打下粮食归自己，感谢恩人领导咱们把身翻……”这也是被张景文当年唱成信天游的革命歌。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振兴配资，部分为影视剧照，参考了孙龙光杨正发《年华短暂英名长存记南梁革命英烈张景文徐国琏夫妇》（陇东报，2019-05-16）谷凌云《战地黄花：红色女性在陇东》（党史出版社，2013年）等资料，感谢原作者！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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